返回第四十六章 误解(1 / 2)明初公侯首页

于谦,字廷益,杭州府钱塘县人。

其在二十三岁之时,即在永乐十九年辛丑科殿试中,以第三甲的成绩而被永乐皇帝赐“同进士”出身。就此,于谦步入了仕途。

于谦自幼为人刚烈,为官后自是清廉,其锄强扶弱之心更是伴随着其一生。

在“三杨”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(即歌功颂德,粉饰现实的诗文)大行其道之际,于谦也丝毫不掩饰其不屑,写下了反映民间疾苦的《荒村》。

其诗云:“村落甚荒凉,年年苦旱蝗。老翁佣纳债,稚子卖输粮。壁破风生屋,梁颓月堕床。那知牧民者,不肯报灾伤。”

这种为人、这种为官、这种心性,自然在让于谦极具民望的同时,也让他被许多为官者痛恨。

官场讲究的是和光同尘,特立独行者向来是被其排斥的。

那为何于谦却屡屡得以提升?

而且之后其又写诗讽刺司礼监太监王振,被通政使李锡逢检举其因“长期未得晋升,而毁谤圣上”而下狱。但却在他被判处死刑后,于谦又突然被释放,还被升为大理寺(三法司之一)少卿。

虽然当时老百姓认为这是群民共愤,联名上书所致,但于谦的同僚们却不以为然。官场自有官场的规则,官员们认为这是比王振后台更硬的大人物再次出手所致。

不然作为英宗代言人的王振不可能会在事后解释,他是抓错了同名同姓之人。而王振当时又是在解释给谁听呢?沉浸官场多年之人,认为王振只可能解释给他惹不起之人听。

于谦能如此特立独行,还能屡屡升官?固然于谦政绩赫然,但官员们认为还与其“朝中有人好做官”有着莫大的联系。

试问一下,若没有后台,于谦之前何以能在大同,将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全部收为官家屯田,而以资助边防开支。

将领私人开垦的土地,与法而言,并没有将之收为国有的规定;将领手握兵权,自然不是什么软柿子,而任由于谦来捏。

信奉实力、懂得官场规则的官员们内心断定:在朝堂说一不二的太师张辅,就是于谦的后台。

于谦第一次让张辅留有印象,是宣德元年他对汉王朱高煦的辩驳。

宣德元年八月,汉王朱高燧得知朱瞻基,诰敕封赠于文臣。其就以朱瞻基违背太祖、太宗祖制以及诛杀奸臣夏元吉为由,而起兵“奉天靖难”。

北京在一边整军的同时,一边令太监侯泰携金银之物去乐安见汉王。

汉王当时以自己在永乐年间,因父皇听信谗言削了他三卫中的其二,并将他贬到乐安。大兄即位后,既没有恢复他三卫,更没有让他回京,只是赐给他些金银之物。所以这些年来,他一直都是郁郁寡欢。

最后汉王令侯泰即刻赶回北京,朱高煦说先立刻将奸臣夏原吉绑来,然后再谈他个人的待遇。

当月,汉王又遣百户陈刚携自己亲笔信来北京。

其书信中又多加了些内容:朱高煦怨气十足地指责了以张辅为首的公、侯、伯、都督们,他说这些人忘了昔日靖难时期的情谊,不是好人。当然朱高煦还说了他们不少或有或无之事……

所以之后奉宣宗之命,于谦向朱高煦的质问,不但得到朱瞻基的喝彩,也让公侯伯都督们对其生了好感。

对于朱高煦提出在永乐十四年被太宗皇帝削卫之事,于谦对当时投降的朱高煦问道:“靖难时期,太宗文皇帝骑赤兔马战于白沟河被箭矢射中之时,若不是都指挥哑失帖木舍命相救,何来汉王你今日之王爵”?

“但在永乐十四年,他却死得个不明不白”。于谦放慢语气地说。

朱高煦注意到因征讨他而来的靖难功勋皆怒视于他,他心虚地道:“是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捶死哑失帖木的”。

于谦怒斥地道:“今日在这的,都是功勋。谁不知道军中等级森严?也不说指挥使与都指挥官位上的差别了。就论哑失帖木与太宗文皇帝之间私人的关系,纪纲若是没有人指使,他敢去锤杀有救驾之功的哑失帖木吗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