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出去外地的人，目前主要是去江州，外面对新楚的人感兴趣的，以前就司马邺一个人，要不是他经营江州，估计江州还不如现在发展得好。

这都归功于司马邺在江陵待过一段时间，思路在一定程度受到新楚的影响，他也能和新楚相处得来。

曾经司马邺还想学习新楚的练兵方法，请了上百个新楚部队退役的下层军官，让他们来江州帮他练兵。

结果深入了解，发现新楚军队也不过就是这样，没有多少新意，主要是如今新楚的军队，相比于军队，更像个学校。

军队的建设和整个社会也是息息相关的，新楚的做法是适合新楚的，是慢慢磨合改进的。

没有立刻表现出很大的变化，很多人就被辞退了，像左奕，汪林渊这些人就是被辞退的。

因为在江州待了一段时间，认识了些人，被司马邺辞退之后，他们大多成了商人，专和晋国做生意。

也有些人贪图司马邺给的高官厚禄，在司马邺看来值得拉拢，他们也喜欢刺激的沙场，最后留在江州，成了司马邺下属军队的军官。

这些人大部分都把家安在了江州，不这样不行啊，你家人在新楚，万一哪天司马邺和新楚开打，信得过你吗？

按照新楚的体系，两边是不同的国家，说好听点是不同，说难听点就是敌国了。

之前刘曜等人进攻晋国，司马邺让荀邃等人带着一部分江州军，跑去协助防御，江州军在防御刘曜的过程中大放异彩，给司马邺涨了面子，现在得到了司马邺的肯定。

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培养出能用的人太多，也有这种苦恼，新楚挑肥拣瘦之后，余下的这些人还是很让外人满意。

因为新楚没有可以阻止，这也算是某种程度的人才外流。新楚顺其自然，这些被新文化影响的人，他们在新楚之外，也是新楚和外界沟通的桥梁。

不过没有一个相互配套的环境，即使是一等人才，也没有生存和良好发展的空间，这就是新楚自信的地方。

新楚那边的环境，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了，按照预先的规定，该你做什么，你就去做什么，专心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。

但是在新楚之外，旧文化盛行，比如司马邺手底下，人和人之间的信任，本来就是微弱的，但是又极力依靠这种信任，这等于是缘木求鱼了。

传统里面，重视道德修养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，重视道德修养，需要大家知根知底，比如你三岁就追邻居家的老母鸡，邻居看到了，感觉你这人一看就不是个正经人。

这个时代的人们还认为，好的道德是可以遗传的，所以士人才会依据礼法，做合礼的事情，祖先是个大孝子，后代也不会太差。

不这样无法操作，重视道德，又不能拿个尺子来测量你的道德高度，所以魏晋的士人们才极力争论，才能和道德是不是一样的。

有才能是不是就有道德这个问题，曹操就不这样看，所以士人群体清议认为是没有道德的，他照样用，反正他也没打算和士族比这个，比也比不过。

士族们有优秀良好的家风记录，都是大家士族联合起来交游，搞出一个清议大群体，互相吹捧品评搞出来的。要不然这个太守好不好，有一个农民写历史书记下来吗？

曹操就很清楚，他父亲还是个宦官养子，宦官是士人们最瞧不起，最敌视的群体之一，比出身怎么和你们士人比。

虽然他极力推崇法家，推崇简朴，尽管他之后的儿孙有努力，但是他自己建立的套路就不够完美，后人的才能也实在有限，他家还是没斗赢士族们。

士族们上位了，立刻从曹操认为的“才性离”，才能和德性相关，转变成才能和德行是相关的这种普遍看法，当然士族们的认识也不一样。

有人认为，才能和德性就是一个东西；有人认为，才能和德性虽然相互关联，但是不是同一个东西。

才能德性相关，孝顺的人就是忠诚的人，在家做孝子，在朝廷才能做忠臣。

这也是孔丘思想的延续，认为仁，孝，信，悌这些东西都是同一的。人要修德行，达到道德的完美，就变成了行事不会出错的君子，圣人了。

当然后世的儒家信徒，也认为只有极少人可以成圣，大多数人只能做到君子。就像魏晋的九品官人，从来不给人评一品才华，这种荣誉是个给君王这些人的。

但是践行儒家的思想，就会导致一个现象：忠孝你虽说一样，可是实际是不一样的，假如你只能听一个人的命令，你是听父亲，表现出孝，还是听君王，表现出忠呢？

法家为了把国家变成霸道的，充满战斗力的，就只能让忠放第一位了，你人人都听老父亲的，谁来听君王的？只能大家无论父子夫妇，统统听君王的，这样就可以无敌于天下。

商鞅就在书中批评了儒家这种说法，说鲁国有三次战争，有个士兵三次上战场，三次当逃兵，被朝廷抓住审问，这个士兵说，“我是独生子，我死了没人给老父亲养老。”

其实这就很清楚体现君主的不讲道理，封建王朝只让民众对朝廷负责，朝廷却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反过来对民众负责。

民众老弱了，只能依靠后代赡养自己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别人尽孝这种说法，难道一点道理没有？

当然商鞅是站在君王的角度叙事，也是为了让君王听自己这一套，把这个故事讲下去。

孔丘认为这个逃兵不仅无罪，还是个大孝子，人人都向这个人学习，天下大治了，于是还奖励这个战场逃跑的人。

最后孔丘用礼法治国，导致鲁国士兵在战场上大量投降逃跑。因为大家都有借口了，所以做逃兵和投降来都很润滑，大量的逃兵和士兵投降事件在鲁国发生。

而对比严刑峻法的楚国，直接按照军法从事，这种逃兵楚奸就极少出现，楚国和鲁国打仗，很容易就推出，鲁国总是挨打那一个。

从这种角度退职，儒家的这一套在单独建立朝廷上面，已经脱离了时代的需求了，时代已经不是以前周王朝的时候了。

周那个时候都是天子分封诸侯，时代变了，不管是抵抗游牧民族还是攻伐异国，儒家都无能为力，它只适合在小国寡民的情况下使用，人在小范围内到老死都不向外走动。

商鞅这一套就比较容易实施，于是他就很直白地说了很多理念，比如君王你的利益和下面的人的利益是相反的，你怎么能妇人之仁呢。

这也就是秦国用商鞅变法后能兼并六国的原因，把民众拆散开来，只听命于君王，别人要是没这么干，谁打得过你。

高昂皇权，那些公侯他们愿意成为皇帝随意打杀的奴才吗？

六国在不经意，或者说注意了也很难改变自身的情况下灭亡，但是那种能爆发出极强战斗力的严刑峻法，很多人接受不了，尤其像鲁国这些地方，你秦法鼓励告发亲人，这样的人在鲁国那是禽兽不如。

秦帝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，更保证不了帝王质量的延续，在始皇帝这样的强人驾崩之后，立刻崩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