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上七点，燕京师范大学能容纳三千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。

有些来的晚的同学没有座位，就在后排的过道上站着听讲。

石铁生一个人转动着轮椅，来到了讲台中央，话筒的高度正好。

他轻拍了两下话筒，嘈杂的会场立刻安静下来。

“大家好，我叫石铁生，职业是生病，兼职是写作。

今天，我很荣幸能参加燕京师范大学大一新生的迎新晚会。

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。

说真的，今天也许是在我的生命中离大学新生最近的一天了。

今天我想向你们分享我生命中的三个故事。

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只是三个故事而已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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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个故事是“陕北知青”。

还记得他插队走的那天，妹妹和妈妈去学校送我，我那时十七岁，看到满街的大红标语，学校里锣鼓喧天、彩旗飘舞，还很兴奋，根本没注意到妈妈眼里含着的泪水。

后来，妈妈和妹妹也要去云南，我从陕北回来和他们一起去云南。

记得我们在昆明玩儿了几天，就立刻返回陕北，云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，尤其是丽江。

那里和我插队的陕北简直是两个极端。

我插队的那个地方叫清坪湾，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，却只有黄土，见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。

由于洪水年年吞噬，塬地总在塌方，土壤顺着沟、渠、小河，流进了黄河。

从洛川再往北，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，绵延不断。

树很少，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，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；

只有打新窖或是做棺木的时候，才放倒一、两棵。

碗口粗的柏树就稀罕得不得了。

要是谁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，大伙儿就都佩服，方圆几十里内都会传开。

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，穷山穷水，好光景永远是老乡们的一种盼望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也都回村了，大的拉着小的，小的扯着更小的，每人的臂弯里都?着个小篮儿，装的苦菜、苋菜或者小蒜、蘑菇……

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，“叽叽嘎嘎”地吵，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去。

越是穷地方，农活也越重。春天播种；夏天收麦；秋天玉米、高粱、谷子都熟了，更忙；冬天打坝、修梯田，总不得闲。

单说春种吧，往山上送粪全靠人挑。一担粪六、七十斤，一早上就得送四、五趟；挣两个工分，合六分钱。

在燕京，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。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儿，在山上干活渴急了，什么水都喝。

天不亮，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犁、赶着牛上山了。

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，腰腿疼得厉害。那时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疼，或是腰肌劳损，没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。

陕北的清明前后爱刮风，天都是黄的。

太阳白蒙蒙的。

窑洞的窗纸被风沙打得“唰啦啦”响。

我一个人躺在土炕上……

那天，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……

队里再开会时，队长提议让我喂牛。社员们都赞成。

“年轻后生家，不敢让腰腿作下病，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！”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。

老乡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，我心里很感动，嘴上却说不出什么。

和我一起喂牛的白老汉是绥德人，一肚子民歌，

我和他赶牛上山，便听他一路走一路唱《走西口》、《信天游》。

白老汉心地极善，平时遇到那些串乡糊口的吹鼓手和说书艺人，他“尤其给得多”。

他干过那活，知道他们的难处。

白老汉带着小孙女留小儿过活。

每天晚上，我和白老汉都要在饲养场上呆到十一、二点，一遍遍给牛添草。

草添得要勤，每次不能太多。

留小儿跟在老汉身边，寸步不离。

她的小手绢里总包两块红薯或一把玉米粒。

白老汉用牛吃剩下的草疙节打起一堆火，干的“噼噼啪啪”响，湿的“磁磁”冒烟。

火光照亮了饲养场，照着吃草的牛，四周的山显得更高，黑魆魆的。

留小儿把红薯或玉米埋在烧尽的草灰里；

如果是玉米，就得用树枝拨来拨去，“啪”地一响，爆出了一个玉米花。

那是山里娃最好的零嘴儿了。

留小儿总是没完没了问我燕京的事。

白老汉是见过世面的，他1937年跟着队伍一直打到广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