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一种含义是在古代祭祀或丧事时，将祭品或财物送给有关的人，也就是今日的“随礼”之说。例如《礼记·杂记下》记载管仲丧礼时，提到：“管仲死，桓公使宰人致禭于子贡，曰：‘寡君使宰人致禭于大贤之嗣，为齐侯问安。’”

这里桓公派宰人给子贡送礼物（禭），便是出于对管仲的敬重，也是遵循当时的礼仪规范向与管仲关系密切的子贡表示慰问。

另外，朝廷光禄寺每日对祭祀之人和参与祭祀保障工作人员供应&#34；丧食&#34；，但要去荤腥，设素斋二十四道，其中熬制胡麻饭、酪浆等特意照顾突厥使臣的饮食习俗。

唐朝当时作为各方政权势力的龙头老大，此次举办高规格丧仪背后，还隐藏着精妙的政治博弈，尤其是在时间尺度的把握、礼制威慑、情报收集上体现的淋漓尽致。

时值刘武周勾结突厥猛攻太原，唐军主力正与薛举对峙于浅水原。通过厚待突厥使团，既可延缓处罗可汗对刘武周的支援，又能离间突厥与割据势力关系。而鸿胪寺卿郑元璹在吊唁时特意向突厥使节展示了唐朝新铸的&#34；开元通宝&#34；，暗示着唐朝已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；太仆寺更安排使团参观禁苑马场，展现战马储备，则是有意无意“显摆”一下战力装备。更为重要的是兵部职方司借吊唁之机，开展间谍活动，通过私下利益输出，从突厥副使那里获取了处罗可汗兵力部署相关情报，为后续李世民平定刘武周、降服突厥部落提供了关键信息。

在史鉴价值中，此次为始毕可汗“辍朝举哀”事件被后世视为&#34；羁縻外交&#34；的典范，其中，从经济成本来讲，三万段帛相当于唐朝岁入的1/200，可谓“毛毛雨”，但成功换取了唐朝边境半年安宁，为李世民平定周边割据势力赢得喘息之机。在文化输出方面，突厥使团归国后，处罗可汗开始仿唐制设立&#34；丧礼丞&#34；，可见中原礼制的强大影响，对草原政权的文化植入逐渐根深蒂固。

至此，此次吊唁程序为后世礼仪提供了实践先例，成为后世处理外藩丧事的主要参考标准和流程。

后世清代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卷二十评唐高祖对突厥政策：“阳示哀矜，阴用权略。”现代史学家吕思勉《隋唐五代史》亦指出：“唐初待突厥，外示优礼，内实防之。”由此可见唐朝朝廷&#34；以哀礼行权谋，此高祖高明处&#34；，恰点明唐初外交在仁义表象下的现实考量。这种刚柔并济的策略，为贞观年间彻底解决突厥问题埋下重要伏笔。

吊唁结束后，唐高祖李渊派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挺持节赴突厥，慰问新立之处罗可汗，并赙赠帛三万段。此举既遵循古礼，又显大国风范，意在安抚突厥，避免其与刘武周等割据势力进一步勾结。

郑德挺抵达突厥后，处罗可汗对其礼遇有加，但对唐朝的边境侵扰并未停止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处罗可汗对郑德挺的礼遇，只是遵循游牧政权&#34；两翼制度&#34；下的外交传统，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关外交的“游戏规则”，将突厥的双重政治逻辑完美的进行了展现。

按照突厥《阙特勤碑》铭文记载的&#34；南面以和中国，北面以制铁勒&#34；战略，表面礼待唐使既是对唐朝宗主地位的象征性承认，也是维持互市贸易的必要姿态。史载处罗可汗接见郑德挺时，&#34；设金帐，陈唐制器皿&#34；，正是这种礼仪性示好的体现。

而突厥持续侵扰边境的行为，则暴露其&#34；寇边经济&#34；的本质特性。据《通典·边防典》统计，武德二年至三年间，突厥对并州、汾州发动大小袭扰17次，每次劫掠人口均在千口以上。这种周期性劫掠既是草原经济补充手段（获取手工业者、粮食），也是通过制造边境压力迫使唐朝增加&#34；岁赐&#34；的政治筹码。

唐廷在对突厥势力厚礼相赠的同时，再次部署加强边境防御，命并州总管李仲文严密戒备，以防突厥与刘武周联手进犯。

此事证明，在缺乏军事平衡的前提下，单靠&#34；厚往薄来&#34；的外交馈赠，反而会助长游牧政权的贪婪。游牧行国与中原王朝在政治组织、经济模式上的根本差异，注定了边境冲突的长期性。直到唐朝推行&#34；羁縻府州&#34；制度，将归附部落纳入军政体系，才部分化解了这一矛盾。贞观四年（630年）唐灭东突厥，正是通过阴山之战建立军事威慑后，才真正实现了&#34；四夷宾服&#34；。

处罗可汗对唐使的礼遇与边境侵扰并行不悖，恰是古代国际关系中&#34；政冷经热&#34；的早期范例。这种矛盾状态持续至贞观初年，最终通过李世民&#34；战抚并用&#34；的战略得以破解。

因此，这一历史片段犹如多棱镜，折射出古代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关系的本质，既是在礼仪性的宗藩秩序表象下，始终涌动着经济需求、地缘竞争与制度冲突的暗流。

历史证明，唐朝后来能够突破困局，关键在于实现了&#34；黄金平衡&#34；，以足够军事实力为后盾，以灵活外交为手段，以制度创新为纽带，这正是后来突厥族尊称李世民为&#34；天可汗&#34；体系得以确立的历史逻辑。

至于相关历史事件的后续发展，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逐步展开叙述，笔者将与读者朋友们一起透过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，亲历那段波澜壮阔的三百年真实大唐历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