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，这一时期的活动对李世民及其权力集团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在军事方面，他组建的玄甲军后来成为唐军精锐，初步成型的陇右防务体系为后续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撑，对抗游牧骑兵的经验更是在日后与突厥的较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政治方面，他在陇右建立的个人威望、吸纳的大批文武人才、以及与关陇集团加强的联系，都为其日后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可以说，武德二年五月至六月这段时间，是李世民从一员战将向战略家转变的关键时期，也是&#34；天策上将&#34；集团初步成型的重要阶段。

这段经历不仅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，更体现了其深远的战略眼光，为玄武门之变和后来开创贞观之治埋下了重要伏笔。

武德二年（619年）七月二日，李渊正式任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，赋予其&#34；便宜从事&#34；之权，率军五万唐讨伐刘武周。这意味着裴寂可自主调遣河东诸军，无需事事请示。这种特殊授权在唐初极为罕见，足见局势之危急和对裴寂的信任。

这支大军由禁军精锐两万、河东地方驻军两万、临时征召府兵一万组成，另配属骑兵三千，由骁将刘弘基统领。为保障大军供给，唐廷特设晋州道转运使，由户部尚书萧瑀兼任，负责粮草转运。

然而，这一任命看似是对心腹重臣的信任，实则暗含深意。

当时李世民在陇右战功显赫，若再令其平定河东，恐功高震主。启用裴寂，既可牵制李世民势力，又能巩固皇权。同时，裴寂出身河东裴氏，是关陇贵族的代表人物。由其主持河东战事，有助于争取关陇士族支持，巩固李唐统治基础。这一决定体现了李渊在用人上的政治考量：既要应对眼前的军事危机，又要平衡朝局，巩固统治。

遗憾的是，这一看似周全的安排却埋下了严重的隐患。裴寂虽为李渊心腹，但缺乏实战经验。他虽获重权，却未能善用。在随后的介州之战中，裴寂指挥失当，导致唐军惨败，河东局势进一步恶化。这一挫折不仅暴露了唐廷在用人上的问题，也迫使李渊重新启用李世民，为后来&#34；秦王系&#34；的崛起埋下伏笔。

同时，这一事件还折射出唐初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，笔者总结为“三重矛盾”：李渊过分倚重太原元从，忽视将领才能；在军事危机中仍不忘政治算计；未能及时启用李世民等良将。

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八十七“武德二年九月”条中，司马光对裴寂讨伐刘武周一事点评道：“寂本非将帅才，高祖以旧恩用之，故及于败。”南宋吕祖谦在《大事记》中评裴寂：“以私恩授重权，而不察其才，此高祖之失也。”清代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也有类似观点：“高祖以私昵用寂，而不度其才，此河东之败所由致也。”

这一事件成为唐初政治军事史上的重要转折点，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战局，也深刻影响了唐朝初年的权力格局。它提醒后世统治者，在重大决策中，过分注重政治平衡而忽视实际才能，往往会付出沉重代价。

那么，高祖以私恩授裴寂重权，而不度其才，身兼晋州道行军总管裴寂此去是吉是凶，我们后面章节再详细讲述。